本文作者何光顺教授

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思维传统在当代学界尤其得到关注，但另外一条源自老子、庄子的反意象思维传统，却同样不当被忽略。从《庄子》文本来看，庄子的反意象思维，主要是通过“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的话语否定与解构策略来实现的。这种反意象思维可以在现象学维度作出四个层次的考察：一是“至人”或“真人”是反意象思维的主体，其借助语言否定策略以消解形象和意象的感官声色所造成的障碍，以达到“用心若镜”的自由生命状态；二是这种否定语言与意象的解构策略指向的是“超以象外”和“不落言诠”的本质之象和本质之言，也即“天籁”；三是从“天籁”再进入更高的否定，即“听乎无声”的“寂静”意识，它将形象、意象、声象等都予以否定，从而进入一种幽暗和澄明混合的具有源发性的内在生命的矛盾共生状态；四是反意象的话语解构策略，有助于打破工具语言或功利语言的疆域化弊端，以回到生命的混沌之乡，“混沌”即成为反意象的艺象。这种“艺象”即可以看作是借助语言或话语解构策略所指向的无心、无形、无声的大象，是一种现象学式的本质还原，它于“寂静”和“无声”中开显生命的原意识。

(相关资料图)

《庄子》；寂静意识；反意象思维；话语解构；现象学；艺象

在现代中国美学中，朱光潜、宗白华、汪裕雄、叶朗、朱志荣等学者尤其重视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思维传统。朱光潜将“意象”和“想象”等同，或把“意象”视为“形象”；宗白华将诗歌中的“景”视为“意象”，认为“意象”是空间的时间化；汪裕雄建构了以“情致”为内核的审美意象学体系，强调美学研究必须回到审美感受本身；叶朗提出“美在意象”，认为美的本体是意象，强调突出心灵世界和精神价值；朱志荣则提出“美是意象”，将“美”和“意象”看作是同一的。同时朱志荣教授还组织起一大批学者围绕中国古典意象到现代意象的转化问题展开研讨，已初步形成了当代中国美学中最具专题聚焦性的意象美学学派。这个正在形成中的意象美学学派，逐渐加入讨论的重要成员有刘彦顺、王怀义、韩伟、简圣宇等。我本人也参与其中，也曾撰写了两篇关于意象美学的文章。当前意象美学研究的范围和主题已相当广泛，其中包括了意象论的源流演变、古典意象到现代意象的转变、中西方意象思维的差异、意象思维所涉的时空意识、意象思维在不同的艺术领域乃至生活领域的实践。应当说，当前学界的意象研究，可谓是最具中国话语特质的美学主题。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即这些意象研究，都是肯定“意象”是中国美学的独特的和核心的概念，很多学者认为审美思维就是意象思维，朱志荣教授更提出“意象本体”

一、真人和诗人：现象学意义上的主体

意象思维，其要害在于同时承认了客观的象和主体的意的双重真实性，并将意象是主客体的融合当作是一种自然发生或必然的真实。于是，这种对于“意象思维”的确认，就要经受来自怀疑论的双重追问，一是如何证明客观的象（客体）的存在？二是如何证明主体的意的存在？这个问题在庄子和惠施的濠梁之辩中就已经凸显，即客体的象“鱼乐”是否存在？主体的意又如何知道“鱼乐”？庄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我们可以恰当地引入现象学的方法，即他搁置了现代意象派学者的自然主义态度，而进入对于主体的意的先验还原和对于客体的象的本质还原，从而得以“赎回怀疑论主观主义的真理”。所谓先验还原，就是回溯到一种不可逆的永无止境的现象流或意识流，它不是那种被语言或声色名象所显现出来的意识，而可以被界定为原意识。所谓本质还原，是指客体的象并非是有一个自体性存在，而是它在主体的意识流中的重构，并赢得其确实性。

它表明了一种对“语言”非工具论的本真领悟和现象学式显现。

耿宁著《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

语言作为生命的一种绽现，就如荷尔德林在赞美诗《日耳曼人》中写道：“留下口之花朵，任你寂寞地说。”海氏借此引申出新的命题：“语言是口之花朵。在语言中，大地向着天空之花绽放花蕾。”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亦云：“诗者，根情，苗言，花声，实义。”（《与元九书》）语言或诗歌是个体精神绽放出的绚丽花朵，是人类口口相传，心心相印，共同培植出来又与大自然磨合的根器。庄子关于语言的否定性言说，不是走向生命之虚无或毁灭的否定，而是对语言所源出的天地境域与历史命运的领受。世人所重视的书籍文献，不过是语言的载体，而语言所传达的是主体的意，这主体的意也即现象学的流动的意识，并非常识的观念和习见，它“不可以言传”（《庄子·天道》）。执着于经典之“语”，将最终导致“语”和“意”的断隔，而“道”也随之消隐。只有突破日常或书面语言的束缚，才能“得意”（《庄子·外物》）。庄子感叹世人泥滞人世之迹，而不明天道之微：“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庄子·列御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天道》）。庄子提倡“忘言”“无言”，是为着直指本心，是在缄默中摒弃语言形迹的干扰，是对孔子“不学诗，无以言”命题的反题展开。

对于无言和寂静的未分化意识的强调，构成了老子和庄子反对意象思维的根本性的立场，这种未分化意识是“一”。庄子文本中常常可以看见对于“一”的肯定和对于“一”之分化的无奈和感伤。如其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通天下一气”（《庄子·知北游》）。天地、万物和我都是与大道贯通的整体，是“一”，但“一”如有对象性“言”的介入即开始分裂衍生，“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庄子·齐物论》）“言”是一种日常的自然态度的衍生品，是未分化意识的断裂和破碎，“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庄子·人间世》）世人纠缠于语言的形迹声色，就不能理解主体的意识是如何构造客体对象，意向主体和意向客体的关联就无法建立。庄子希望将对于客观世界束缚于日常自然态度和习见的区分，经由一种最本原的意识再予以重建，“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悬搁感官和主观的误认，而以生命的内在之气去应合倾听一种无音象也无心象的“大音希声”，这也就是庄子的反意象思维，它不能用单一性质来描述，不能只是含混晦暗或澄澈明净，而是澄澈和幽暗共生的本原性的无言和寂静之音的抵达，是“虚而待物”和“唯道集虚”（《庄子·人间世》），在应合于语言的寂静之音中，聆听到至高的生命旋律，这就如庖丁摒弃凭感官知觉或知识理解的宰牛之技，而后进入了“技进乎道”的化境，就是通于“至言去言”的语言沉默之境。

海德格尔著《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四、归根和还乡：混沌作为最高象征的家园意味

以神人、至人、真人为否定形而上学主体的现象学主体，以天籁和存在作为在语言否定策略中重建的原自我，以无言和寂静作为对于未分化的原意识的领悟，其重心都在于要指向人的回家之路，是借助语言的否定策略和反意象思维以开显生命的本原之家。关于“家”的问题，列维纳斯在发展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进行了重点讨论。在列维纳斯看来，有了家，人便从元素的海洋中抽身，退回家的内在性之中，“借由家，我们与作为距离和作为广延的空间的关系，就代替了单纯的"沐浴在元素中’”。家，居所，是任何活动的开端，家与世界的关系，就像是胡塞尔的超越论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一样：如果从客观主义的角度看，主体属于世界；但从超越论的维度看，它却是世界的根据、本原。居所或家亦如是。庄子与列维纳斯既有相通又有差异处。先看差异处在于，列维纳斯强调从自然元素的海洋中抽身而退，庄子却重视人与自然元素的未曾分离，而强调从工具化和外在化的元素中退出。两者的相通处则在于，他们都摒弃一种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而进入一种超越性的现象学主体的居于家的自由。在庄子那里，这种现象学主体的居家，就是悬搁自我、功利、名誉后所到达的“无何有之乡”，是未曾产生分化意识的“象罔”找回生命的“玄珠”，这都可看作是混沌未凿的家园象征。而关于浑沌（混沌）被凿七窍而死、抱瓮老人斥责机械必导致机事而后有机心，则揭示了混沌被破坏的家园遗失。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著《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

在列维纳斯看来，家不是一个外在的建筑或客观世界，而是作为居所，成为使客观世界（超越世界）得以可能的超越论根据。居住是原初的事件，从居所出发，我们便可以劳动，从家出发的对事物的占有由劳动产生，“于是劳动，就把事物从元素那里连根拔出，并因此将揭示出世界”。通过居住、劳动和占有，我们便拥有了家，拥有了事物，拥有了世界。庄子对于家的返回，一个重要的路径就是批判认知语言的对象化执着、书面语言（经典语言）的僵滞化可能、日常人言的工具化倾向，提倡语言回归其当下化和生命化的实践，即在场发生的语境性和暗示性，注重一种表述的策略和不确定指向，从而构成一种在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中穿行的话语劳作，在陈述事情的平庸性和特殊性中，否定有一种先于话语的本质，不谋求对于某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性认知，不在生活之上寻找意义，而只是话语关系中的现象学主体的构建。这种作为语言组织策略的话语就是一种召唤结构，它让语言进入生活，让语言成为回归本然生活之乡的道路。

列维纳斯认为有两种家的类型，一种是消灭他者的独立性和他异性，把他者还原为同一的奥德修斯式的向心式实存的返家，一种是亚伯拉罕式的走向他人，走出自我中心，在应承他人乃至替代他人中，一如他人的人质式的敞开家门的返家。庄子的家和居所，可以看作是亚伯拉罕式的敞开的居所，他批评了行比一乡、德合一君的只是着落于符合世俗道德与标准的君子的家的建构，也批评了尧将天下让予许由的建构一个无所不容的家的用心。至人和真人的家，就如燕雀筑巢，偃鼠饮河，只自足其身，是一个未曾产生主客对立的现象学主体对于自我本身的建构，他往往丢弃那种外在的建筑或邦国，他随处为家，如在远游途中夜半枕骷髅而卧（《庄子·至乐》），市南子劝鲁侯去国捐俗以游南方建德之国（《庄子·山木》），这都是消解常人囿于日常自然态度和传统习见的家的观念，而将家所具有的使我们自身聚集的主观内在性建立出来，它让我们从那些日常工具化和外在化的元素中退出，回到看似无用的内在于他的所有之物，而这也是森林或荒野中无用之大树的象征意义。

列维纳斯

庄子多次和惠施辩论“有用”和“无用”的问题，其要旨就在于要把非主客二元对立的具有现象学意义的主体召唤回来，也即把“用”的尺度建基于主体生命自身，而非被外在标准衡量和宰制，大树无用于世人，但却保全了它自己的生命，这无用之大用，就成为大树作为主体的自我生命法则，它把用召回到自身，也就召回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无隔阂和非对立的存在。庄子以“无用”论否定惠施的“有用”论，就是一种建基于主体内在性法则的话语实践，它引向人居于自身之中的家的可能。这样一个大树成长的“无何有之乡”，也同样成为至人、真人或庄子“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的本原之家。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唯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海氏所说的诗人的返乡或者说还乡，就不是外在的空间的存在，而是有近于庄子所写的大成之国、道德之乡、无何有之乡。在那个本源之家，人能更好地接纳他人，而非隐藏自身。

海德格尔著《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庄子写庖丁解牛，“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兀者王骀，“立不教，坐不议”，“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庄子·德充符》），都在于超越了感官的知见和心识的分别，而能进入主体原自我与万物的无障碍相处。真人和至人，只在无言的自我身体与周遭事物熟悉相处中建构其混沌不分的家。真人在话语策略的否定运用中开显象外之象的意韵，领悟道的“集虚”或至言的“无言”，这种应和不是静态的，他以常言的“实”也即形象、声象、意象指向可说的形象名色的世界，这就是意象思维的路径；他以道言的“虚”也即无言、寂静指向不可说的内在性世界，而这就构成了反象或反意象思维的路径。

因此，当我们看到庄子谈“道不可言”时，并非要完全弃绝语言，而是要弃绝认知论语言和工具化语言，摒弃由此确立的二元对立中的形而上学主体，以重启一种话语实践，那就是以“荒唐之言”“谬悠之说”的策略化写作来抵近不在场的在场者，以通变于有无之域，化裁于天人之际的具有现象学意义上的主体，建构出这个主体居于其中的混沌本原之家。这个家是无形、无常、容纳死生、交通天地、神明往还的既与主体性密切关联又敞开之家。这个家在庄周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中逐渐开显，它始终关乎寓言、重言、卮言的否定性言说。在这个家里，至人或真人“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应于化而解于物”（《庄子·天下》）。在天、地、鬼、神、人的关系中通过一种话语召唤结构让神圣者莅临，人也终得以还乡。

书法《庖丁解牛》

小结

当意象美学在目前学术界得到大力倡导之时，我们也要看到，从先秦老子、庄子，直到今日之文学，都有一种反意象思维的路径。比如，在当代诗歌中，就有第三代诗开启的口语诗写作实践，注重从口语的日常性、戏谑性、反讽性来实现诗意或诗境的生成。一些口语诗人认为，一首诗不必围绕一个意象，或也不必精心营造意象，现代诗歌的写作应该更主要围绕“事件”来展开，强调以“事件”代替“意象”，这可以看作是现代诗学在工业革命和城市大规模发展以后，以更加具有偶然性、突发性、瞬间性的事件消解意象的相对静止和固定化写作的自觉。特别是现代中国诗人，也更多受波德莱尔开启的现代性思潮影响，否定意象的过于抒情化和唯美主义写作诉求。审美和意象很大程度上都被排斥出现代诗学或艺术之外，如西方的立体派、表现主义、荒诞主义、野兽派、颓废派，中国的口语诗、打工诗、垃圾派，都更多强调一种丑学。这些具有现代性特征的诗歌写作，往往像波德莱尔一样写腐尸、垃圾、屎尿、蛔虫、妓女、毒药、杀人犯、强奸犯、畸形恋、变态狂、贪官、吸毒者。这种对于事件和丑恶的审视，在《庄子》的文本中也有其滥觞，如庄子讲“道在屎尿”，讲“机械之事”。这些从先秦老庄就有其渊源，而在现代性诗学中发展壮大的丑学写作和事件写作，都不是“意象”论所能解释的，当然更与“美在意象”或“美是意象”不相干的。

本文作者著《玄响寻踪：魏晋玄言诗研究》

当代中国意象美学的倡导者朱志荣也认识到“意象”论在解释艺术问题上的不足，他既开始逐渐放弃“美是意象”说，也在一些学者质疑“意象”无法解决很多艺术问题时，有时以“艺象”来代替“意象”，以希望自己能以家族相似的概念群来进行更周延的解释。但从根本上来说，朱志荣教授美学思想的核心仍旧是“艺术创构意象”以及认为“美感体验”或“意象创构”是“艺术”的关键环节。这些理论思考对于深化意象美学本身当然有积极意义，但却失去了跟踪更纷繁复杂的现代艺术现象的可能。而一批被朱志荣意象美学研究吸引的学者，也还未走出意象美学封疆自固的窠臼，也都主要着眼于中国古典美学的线路来研究意象美学，虽然也有比较中西方意象美学的差异，但大多是从理论到理论，还缺少面对现实艺术问题的能力和“按本来面目描绘罪恶”的勇气。于是，我们探讨庄子的反意象思维的写作实践，就在于引出中国哲学和美学的一个悠久传统，即：介入现实和批判现实，敢于触及社会和政治的敏感和尖锐问题，敢于从审丑和无用的否定性中开拓出艺术新路。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作者：何光顺，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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